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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这一文学形式被官方正式肯定，当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定都金陵，为了体现普天同庆的意思，除夕前，命公卿士庶人家门前均须加春联一副，且亲自微服出巡，挨家挨户观赏取乐。到他这时候，已经不像孟昶那样，只顾着自己“纳余庆”，只在自家门前张挂佳词联句，而要大家跟着他一起来凑热闹了。而且，原先或画或写，用的是桃木板，到了这个时候，也终于改换成为红纸了。自此，对联便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士大夫乃至民间百姓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流传至今。有关朱元璋和对联的故事，《簪云楼杂说》有这样的记载：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方（始）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无之，询知为阉豕苗（即猪崽）者，尚未倩人（请人代写）耳。太祖为大书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张贴，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赍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该书所记，流传日久，真伪难辨。朱元璋当皇帝前，未曾读过几天书，定都南京后，倒是学了些东西。但其有过人智力，偶发灵感，误打误撞写出这么一副差强人意，略胜于顺口溜的对联也未可知。但自此对联成为民间过年的一项重要习俗，却是不容置疑。 3、对联的前身（之一） 每一种文学样式，其缘起都不会是凭空产生，一般而言，都须凭借某种“范式”——这里暂且借用一个哲学概念以表述笔者的意思——来作为自己孕生的母体，就像小说孕生于话本，宋词孕生于唐诗，而元朝小令又孕生自宋词……那么孕生对联的母体是什么呢？有人说和宋词一样，它的前身是唐诗，的确有一定道理。 首先，对联的起源和唐诗繁荣的时代非常接近。前面提到了，第一副春联出自五代后蜀国君孟昶之手，其时离唐朝灭亡不过三、四十年。唐代乃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高峰，那时的诗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记；仅留存至今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就达48900余首。从初唐、盛唐、中唐一直到晚唐的两百多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像天上的恒星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如陈子昂、王勃、张九龄、孟浩然、王维、贾岛、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以及温庭筠等等，有些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甚至到了只要有水井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传诵朗读的程度，可见唐诗的覆盖面和影响面非同一般。唐朝灭亡之后，国家陷于分裂之中，于是有五代十国的兴起。朝代变了，那一度精力弥满，弘强大气的唐代诗歌精神也走向式微，但是，一种已经定型的文化样式却没有随着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发生变化，唐诗依然在原先的中国版图之内，在五代十国这几个走马灯般新起的国家内流传，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化。《全唐诗》实际上收录的不仅是唐代的诗歌，五代诗歌也包含在内，正说明了五代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孟昶那两句于无意之中开创了新的文学样式的对联，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次，对联的形式受唐诗影响很深。唐朝是中国一个新的诗歌样式——律诗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唐朝之前，中国的诗歌也有着一定的格式，但毕竟不够严密、不够规范，无论是诗的长短、韵律和对仗等方面，都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矩，诗人在写作时，只是遵照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却没有一个统一不易的尺度。正是从唐诗开始，中国的诗歌进入了一个讲究规则和法度的“格律”时代。唐朝的格律诗，一般而言分为四种：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四种形式的诗歌，不仅在字数、句数上有一定之规，还包括严谨的对仗和押韵，而对仗又包括词性的对仗和音韵的平仄对仗。尤其是律诗，总共八句诗中，又分为两两相匹的四个联句，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颔联和颈联的写作要求最为严格，连一句之中哪几个字用平声、哪几个字用仄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句子应“平起仄收”，有的则应“仄起平收”等等。唐诗的这些特征，不仅影响到后世的词、曲、小令的创作（后代诗歌史的研究者就有把词、曲等等也称作格律诗的），当然也影响到对联的创作——对联创作中必须恪守的“对仗”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唐代的格律诗，如民间在对孩童进行对联写作的启蒙时，就采用这样的“口诀”，所谓“风对雨，夏对秋”等等，这类启蒙，告诉孩子的是，对仗既包括词性和词义上的，同时也包括声韵上的。如“风”和“雨”都是表示自然物像的名词，而声调上，“风”是平声，“雨”是仄声；“夏”和“秋”都是表示季节名称的名词，“夏”是仄声，“秋”则是平声…… 对联的写作，虽然受唐代律诗影响很大，但也不能不看到，它实际上也受到唐以前各种诗歌形式的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的句式绝对不局限于五言和七言，而是从两言到七言乃至多言的均有。并且，它通过组合诗歌的各种句式，甚至创造出多达百言的长联，而百字长联的迂回曲折，摇曳多姿，竟能容纳一首普通的诗歌所不可能包容的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